一生追求考古学的中国气派
今年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逝世十周年。有人说,徐先生是我国考古界的良心。
人们这样称赞他,是基于他见证了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,担任过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第五任所长,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的负责人,是我国考古界重要领导者之一;更基于他性格质直,始终在振臂高呼保护古城、保护北京,矢志不渝。他坚持认为:“经济建设要给遗产保护让路。”
2020年年底,由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的“纪念徐苹芳先生诞辰90周年暨两部文集的出版发行座谈会”在山西大学召开,来自全国考古机构、院校和博物馆的近50位专家学者共同追忆了徐苹芳的学术研究、工作事迹和生前留下的丰厚学术著作,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《徐苹芳文集》和《北京文献整理系列》,这两部丛书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,囊括了徐苹芳学术生涯的主要成就。
赓续传统的“守旧”学者
徐苹芳是一位淳朴传统的老派学者。字如其人,他的手稿笔记也总是工工整整,一丝不苟,特别是他手写的讲稿,几乎就是成稿。他的多部讲稿,已收入《徐苹芳文集》丛书中。
1985年,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系(现为考古文博学院)主任的宿白先生,邀请徐苹芳对城市考古和宋元时期考古学科建设提出建议,同时聘请他在北大考古系授课。
如今已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的秦大树,那时他正在读硕士,赶上了徐苹芳讲授宋辽金元考古课。
徐苹芳有一次上课,掏出两本笔记,是从北京琉璃厂买的线装宣纸笔记本,大16开本,上面用毛笔写的蝇头小楷,工整清晰,是他做元大都考古编年的文献准备。“当时看到这两本讲义,使我很震撼,满心钦佩!我们现在作研究不像过去徐先生老一代学者那样,缺少这种非常严谨的治学态度。”秦大树说。
自1986至1988年,徐苹芳在北京大学还为考古系本科生开设了宋辽金元考古课,每年春季开课一个学期,系统讲授宋元考古学的有关内容。
回忆起徐苹芳在北大上课的情景,有一个细节,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辛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她说,徐苹芳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,宿先生常常会过来旁听。一般都是从教室后门悄悄进来,找到座位坐下听。正在上课的徐先生看见宿先生来了,接下去每讲完一个问题就会问:“宿先生,对不对?”
“在学术问题上,宿先生与徐先生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,亦师亦友,相互关心对方的学术研究,了然于心。”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说。
在讲课时,徐苹芳还重点讲授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史,希望让学生知道在考古学术史中,前人做了什么,现在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。“当时,很多学生并不明白他讲课的真正用意,现在回想起来,先生真是用心良苦。”杭侃感慨地说。
杭侃说:“他带领同学们重温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,旨在提醒青年学子鉴往知来,不要在喧哗声里迷失了自己。”
徐苹芳不仅是一位卓越的考古学家,还是一位杰出的考古教育家。除了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兼任博士生导师、在北大兼任客座导师为本科生、研究生开课外,还在吉林大学、南开大学等高校招收博士研究生。
精准把握新热点的创新学者
徐苹芳赓续考古学传统,但不守旧,他总是能够精准把握考古学界的新思潮和新热点。
在北大开设的宋元考古课程时,他就创立了宋元考古学科体系。宋元考古这一概念,就是徐苹芳最早提出的,得到了我国考古学领军人物夏鼐、宿白等先生的直接指导和支持,是根据当时考古学科发展的需求和宋元遗迹保存的状况作出的决定,破除了“古不考三代以下”的陈旧观念。
“在1985年他来北大授课之前,就在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(考古卷)写下了‘宋辽金元考古’的长词条,最先把宋元考古的最主要特点揭示了出来。”秦大树回忆说。
20世纪60年代,宿白先生指派他去采访清华大学建筑系赵正之先生。赵正之,是宿白先生的学术好友。赵正之先生的考古学研究最有创造性的地方,是提出了通过辨别现代城市所遗留的古代城市遗痕,来复原和分析元大都城市布局及规划。赵正之还认定,元明清北京的中轴路没有发生变化。
徐苹芳遵从宿白的建议,1963至1964年期间,连续采访了当时正在卧床养病的赵正之,随后根据赵正之的口授撰写了《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》。
秦大树介绍,为了印证赵正之当年提出的一些问题,徐苹芳开展了对元大都的实地考古勘察,组建了元大都考古队,做了若干建置方位的考证。比如,在北京地安门大街做了勘查;把景山公园正对着鼓楼大街的清代寿皇殿也作了考证,这里是存放过世皇帝遗留物品的“神殿”,也是供奉自康熙帝起始的清代历朝皇帝肖像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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