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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中国历史看对外开放
2020-04-20 11:52:36  来源:中国文化新闻网  作者:  分享:

  历史是一面镜子,鉴古知今,学史明智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,历史是最好的老师,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,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。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,对外开放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流和趋势。自古以来,中华民族就以“天下大同”“协和万邦”的宽广胸怀,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,谱写了“万里驼铃万里波”的浩浩丝路长歌,创造了“万国衣冠会长安”的盛唐气象。中华民族以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,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、深厚的文化根基。

  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演变

 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开放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,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。

 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奠基时期,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使国家在对外开放中的角色日益凸显,并逐渐成为主导力量。统一后的秦王朝在对外交流上有了长足进步。徐福东渡尽管不是主观上的对外交流,但这种大规模的人员和物资远洋航行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,客观上使秦的文明远播异域,也为此后与东亚的交流开辟了道路。秦与朝鲜、越南之间有丝绸、漆器、铁器等贸易往来,与西域也有民间交往。汉代是对外开放的大发展时期。公元前138年,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,带来了关于西域较为全面、细致的报告,被称之为“始开西域之迹”。张骞通西域,是中原王朝首次以官方名义与西域的接触,其所开辟的道路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沿着这条道路越葱岭向西或西南,可抵达中亚、地中海东岸和南亚。这条道路被后世称为“丝绸之路”。两汉之际因战乱和匈奴势力的扩张,中原与西域隔绝60余年。东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,在东汉政府尤其是班超艰苦卓绝的努力下,西域诸国与汉重新建立了联系,丝绸之路再次打通。班超派属下甘英出使大秦(罗马),至地中海东岸而返,进一步加强了东汉政府对中亚、西亚以及罗马帝国的了解。

 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发展时期,各政权在对外开放上积极主动,民间交往则更趋活跃。朝鲜半岛的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与魏晋南北朝的使节往来不断,中国史书中对这三国的丰富记载,是双方交往的见证。日本的邪马台、大和国与曹魏、东晋、南朝都有频繁往来。与西域的关系持续保持,与南亚、西亚各国如大宛、粟特、贵霜、波斯均有往来。继东汉之后,东吴、西晋、北魏与大秦往来未断。天竺各国与中国的来往也很多。东晋僧人法显由陆路赴天竺,经狮子国,取海路而还,足以证明当时陆上与海上交通的通畅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也不闭关自守,《洛阳伽蓝记》记载北魏都城洛阳“自葱岭以西,至于大秦,百国千城,莫不款附”,反映了当时的盛况。

 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高潮时期,中国与域外交流的频繁成为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显著特征。隋代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,隋炀帝派裴矩驻张掖经营西域,自此“西域诸蕃,往来相继”,“故诸国之事,罔不遍知”。隋代通过海路与东亚、东南亚、西亚、欧洲的交通也通畅,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往繁盛。唐代继续奉行对外开放政策。强盛的国力与发达的交通使唐与当时世界上70多个国家建立了通使友好关系。如统一后的新罗王朝与唐朝贸易十分活跃,唐朝许多地方设有新罗馆、新罗坊、新罗村供新罗人居住。日本与唐朝的交往空前繁荣,日本的遣唐使人数众多,络绎不绝。唐朝与东南亚、南亚的林邑、真腊以及今印尼苏门答腊均有海路往来。鉴真东渡日本与玄奘、义净西行印度和南洋,证明东西方陆海交通的便利。

  宋元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发展繁荣时期,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重心逐渐从陆路转向海洋。五代与两宋时期的战争对峙,使西北陆路交通阻断,通往西域、中亚的交通时断时续。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,造船业的技术进步与指南针的使用,大大促进了东南海上贸易的繁荣,杭州、广州、泉州、明州都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。五代两宋与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政权,与日本的镰仓幕府,与东南亚、南亚的越南、印尼以及印度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,与阿拉伯、非洲的交流也有进一步发展。南宋赵汝适的《诸蕃志》、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中的《外国门》,记载了当时东南亚、南亚以至波斯、大秦、非洲、南美洲的一些情况,涉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两宋政府鼓励对外开放,在多地设置驿站,保护外国商人与商船。元代的大一统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,元统治者的政策有利于对外开放的开展。如元世祖忽必烈鼓励对外交往,对各国来者尤为礼遇,下诏令“其往来互市,各从所欲”。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口岸最多的政权之一。

  明清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持续发展与转折时期,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规模一度空前扩大,但政策却趋向保守。明的统一与社会经济繁荣奠定了对外交流的基础。明成祖朱棣鼓励发展对外关系,派遣郑和七下西洋,历时29年,跨越东南亚、南亚、阿拉伯半岛,远至非洲东海岸。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联系,是15世纪初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象征。遗憾的是,这样的局面没有长久延续,周边国家的变化与世界格局的转换,封建专制体制的固化、腐化与僵化,使对外开放渐渐步履蹒跚。由于倭寇侵扰,朱元璋撤废市舶司,禁止商船贸易和人民通藩下海。清朝建立后,沿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,康熙年间再次颁布“禁海令”后,对海外贸易的限制越来越严,对外开放的门户越来越小。乾隆年间清政府以英商不遵守中国法律为由,下令沿海只准广州一口与外国通商,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的法令,清朝进入了较为严厉的闭关时期,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,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,教训十分深刻。

  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启示

  从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实践中可以发现,对外开放绝不是简单地打开国门,也不是简单地对外交流。对外开放的格局和水平与整个国家、民族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。

  强盛的大一统国家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前提。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繁荣发展的时期,往往是大一统王朝的巩固时期。西汉王朝经过60多年的休养生息,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,至汉武帝时国力强盛,大一统局面形成。正是在这个基础上,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通西域,打通了东西方交通道路。同时,与东亚、东南亚、南亚的陆上、海上交通联系也更加紧密。东汉的统一,结束了两汉之际的纷乱局面。也是在统一的政治局面下,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,不仅恢复了过去的陆上丝绸之路,还开辟了一条新的通往西域的道路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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