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家路内的旅程：从游荡的文学青年到仓库管理员

2020-02-18 11:21:57 来源：中国文化新闻网作者：分享：

　　路内的旅程

　　本刊记者/刘远航

　　发于2020.2.17总第93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　　作家路内结束了北京的活动，回到上海。那是1月。从车窗里往外看，大雾覆盖整个淮北平原，铁轨两边的工厂和小镇都笼罩在迷离天色里。那时候，武汉的疫情还没有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，生活看起来一如平常。

　　最近这十年里，路内的生活稳定下来。他住在闵行区，距离市中心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，平时不怎么出门，偶尔到作协办个事，跟进城一样开心。相比之下，他的小说里还保存着过往生活的踪迹，那些人物不断地踏上路程，游离于不同的地点。

　　2020年1月，他的新书《雾行者》出版，空间背景横跨大半个中国。小说由五个部分构成，人物庞杂，同时糅合了不同的话语。这是一次复杂的写作，背后是同样复杂的现实。

　　故事从2004年讲起，向前追溯至1998年，又向后延展到2008年结束。那些怀揣着文艺梦想的年轻人，如同无法被时代整除的余数，在破碎的生活图景中狼奔豕突，游走于城乡结合部、外地库房和小镇开发区，悬案和记忆困扰着他们。

　　但时代还是一路向前。从九八洪水，到“非典”疫情，再到北京奥运会，它们构成了小说的时间标记。但在路内看来，相比于这些具体的事件，更具有时代标尺意义的是人口流动。曾经国营工厂为生老病死赋予秩序，为生活固定轨迹。而多年之后，一切都变了，如今疫情蔓延之下，春运之前的短短数日，就有500万人离开武汉。世界早已不是当年的世界。

　　变动的不只是空间和数字，还有观念与伦理。本地人开始捍卫自己的领地，设置路障和护栏。外来者试图融入新环境，落地生根，或是故土难离，终于重返旧地。“地球村”仿佛昨日幻景，现实与心灵又生出了多少错位和裂痕？有时，它们被一下子撕开，露出全部面目，更多的时候，它们只是沉积在底下。

　　“在90年代，整个国家并没有为亿万规模的人口流动做好准备，它变成了突出于时代之上的东西，后来技术和管理职能改进之后，流动变得平滑，但总的来说，它的影响不亚于一个政治运动。”路内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　　洄游

　　按照公司的安排，路内准备到四川去。那是在1998年，当时他25岁，已经离开工厂，晃荡了一段时间，本来想创作一部长篇小说，写文学青年到处游荡的故事。小说还没写完，他进入到一家台资企业工作。这家公司在全国各地都有仓库，由外仓管理员专门负责，半年轮转一次，如同星际旅行。

　　就在出发之前，路内忽然接到上司的调令，目的地有变。重庆那边的仓库出了问题。

　　就这样，路内踏上了旅程，这是他的第一次远行。当时正是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从江苏出发之后，得穿越警戒线，沿着铁路和公路线，途经鹰潭和怀化，借道遵义，走走停停。但上路的渴望将他推到世界面前，浑浊的现实令人着迷。他在火车上，目击农村淹没在汪洋里，只有屋顶露出水面，一头猪孤零零地站在上边。

　　最后，路内到达了重庆。时值夏秋之交，短暂的晴天过后，就是漫漶的雨季。好在那里的水位已经开始下降。

　　仓库在沙坪坝区的一座山上，道路泥泞，车开不上去。路内中午就去山腰上的苍蝇馆子，五毛钱一份炒藤藤菜，加上两碗米饭，就能填饱肚子。仓管员的收入挺不错，只是周围能说话的人很少。随处可见的是棒棒，也就是挑夫。路内跟他们混在一起，吃小面，还有俗名“四拖一”的火锅，或是被小贩们追打。

　　有时需要押货到外地，路内乘坐卡车，和销售员一起，在綦江和遵义之间往返。綦江位于重庆南边，当时还没有撤镇划区。山地险峻，旁边就是江水。路内坐在卡车上，不着地，感觉如临深渊。

　　工业是綦江的经济支柱。当地的钢厂规模很大，完全是一个自足的世界。生活区和生产区距离不远，只隔了大概五百米。当年，他们几乎全都是迁移过来的外来者，住的地方取的是新村之类的名字。路内记得，那里地势不平，如果恰好住在下陷的沟壑里，一层的居民是看不到阳光的。钢厂跟小镇相互独立，镇子里住的是原住民。

　　90年代末，钢厂几乎已经停产，只是做一些零散铸件，产量也很少。一种衰落和焦虑的气息笼罩其间，虽然生活还可以。时针几乎静止。庞大而坚固的苏式建筑，也终于难逃废弃的命运，像是细微的赘肉，隐藏在精心打扮的历史褶皱里。路内到那里的时候，随处可见的是老人和小孩，年轻人光着膀子，露出文身。

　　2014年，路内写完著名的“追随”三部曲的终章，到重庆做签售。重游故地，他跟当地的媒体说起，自己准备以仓管员的经历为基础，写一部跟重庆有关的小说。五年之后，路内拿出这部《雾行者》，算是兑现了诺言。

　　小说里，端木云和周劭是大学同学，同样喜欢文艺。90年代末，两人一起去美仙瓷砖公司应聘，成为了外仓管理员。端木云被派往重庆，几乎是跟路内一样的路线，先搭车到上海，再途经江西和贵州，三天两夜的车程。

　　而在小说的最后一章，端木云以第一人称的视角，重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。狭窄山坳的后半夜，那辆开往重庆的火车停在某个破败的小站，“文革”时期的标语清晰可见，像是进入到另一个缥缈的年代。

　　端木云和销售员押货去外地，进入綦江地区，江水对岸就是工厂。钢厂如同迷宫，搅乱了方向感。销售员的堂哥阿龙是钢厂子弟，曾经想去深圳闯荡，但止步于重庆，算是见了世面，后来还是回到厂区。

　　阿龙介绍说，镇子里的原住民是农民，相比之下，工厂区里有电影院和商业街，也有医院和车站，这些外来者们自视甚高，几乎是活在梦里。数万人以单一的方式生活，如同一个封闭的空间，阿龙觉得，江浙地区的现代开发区才更真实。就这样，记忆与虚构相互交缠，像雾一样，虚与委蛇。

　　突转

　　在重庆待了半年之后，路内回到了苏州总部。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。路内的父亲是化工厂的工程师，母亲在玻璃厂。在他的记忆中，苏州是一座到处都是小工厂的地级市，河道密集，方便运输，废水都排放在里面。城区还没有外扩，里面有一些破旧建筑，暗示着古老的历史，护城河外，就是农村。

　　路内后来常常在小说里写到一个叫戴城的地方，当然有苏州的影子。城里面有农药厂、橡胶厂、化肥厂、溶剂厂和造漆厂。而在回到苏州后，周围的快速变化让路内感到惊讶，新的工业园区已经建造成型。

　　迁徙，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。过去，像“三线建设”那样的运动造成了规模性的变动，但并没有改变相对封闭的社会状态。进入到90年代，人口流动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出现了“盲流”，出现了“春运”。

　　一开始，城区里的孩子们遇到外地人，还会觉得奇怪，也有些新鲜。随后，那些年轻而陌生的面孔涌入了周边大大小小的开发区，相当一部分外来者是没有分配到工作的大学生。外地人越聚越多，蔓延到市区里面，最终在数量上盖过了本地人。

　　一种轻微的震动在双方的心里荡开，信任和认同的问题浮出水面。

　　那还是1990年代，路内还没有当上仓库管理员，还在生产糖精的国营工厂上班，三班倒，满打满算能拿1000多块钱。糖精厂效益不错，但也正在经历私有化改革，小厂合并成集团公司，原来的厂长摇身一变，成为了董事长。

　　他亲眼见证了工业园区从无到有的过程。

　　工业园区建成之后，年轻人从四处涌来，西南废弃兵工厂的子弟，化工厂流散出来的青年，他们来到开发区，有一个共同的名字